革命烈士王昭一生的故事
王昭，1917年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农民家庭。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公安部主任、副部长，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等职。在十年浩劫中，惨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0年2月含冤逝世。
一、受命于危难之时
1961年，正当“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使青海人民处在深重的灾难之时，中央决定调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我也从公安部随调青海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当时在青海农业区刮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放小麦亩产达到8585斤的“卫星”，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农民挨饿浮肿、情况十分危急。在牧区，不顾实际情况搞“一步登天”成立人民公社，把牧民放牧的牲畜集中起来办马场、牛场、羊场，盲目大开荒，破坏了草原。造成牲畜大批死亡，牧民无以为生。农村和牧区出现了“人瘦、地瘦、牲口瘦”的万户萧疏、田园荒芜的严重局面。
王昭同志下车伊始，就组织一切力量抢救农牧民于饥饿之中，请求兄弟省调拨一批救济粮，又请求罗瑞卿总参谋长调动部队汽车团紧急抢运，及时把粮食运到农牧民手中。王昭同志又亲自到农村、牧区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取得纠正错误、端正政策的依据，提出因地制宜的正确措施。如：在农业村，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任务，特别严重的地方，暂不征购粮食，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农民自留地，允许农民耕种小片荒地;鼓励多种多收，多劳多得;洋芋包产到户，果树、副业下放到户，开放集市贸易等。在牧业区，提高牧民口粮供应标准;给牧民划分自留畜，包产到户;停止盲目开荒，退耕还牧，实行政社分开，划小公社等。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正确措施，大大调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力量，经过三年奋斗，就扭转了困难局面，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到1965年，一直靠国家调拨粮的青海省，竟然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还调出去三千万斤青稞。全省畜牧业生产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各族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王昭省长也得到了“王青天”的称号。
王昭同志认为这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正确，全省人民齐心协力的结果，他本人的努力是应该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他没有就此停步，而是满怀雄心壮志，去绘制建设社会主义新青海的蓝图。为了吃透省情，他从1963年开始，顶风雪、冒严寒、穿戈壁、踏草原、攀峻岭、跨冰川，跑遍了青海牧区六个州农业区八个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了打开局面，迈出步伐，就必须纠正过去错误，克服重重阻力。王昭同志在省委集体领导下，召开各种会议，发扬民主，同干部一起实事求是摆问题、揭矛盾、讲道理、辨是非，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宣传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统一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坚定了大家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对于坚持错误、情节严重的干部，进行了调整。为此，王昭同志得罪了这些人，但为了搞好青海的工作，他也在所不顾。
王昭同志心里装着青海人民，与人民息息相通，打成一片。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群众之中，特别是1963年至1965年“四清”时间，他自任工作总团团长，扎根湟中县平安公社，经常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平安公社上庄大队有一户最贫的农民，名叫刘维金，解放十多年了，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还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连村干部也不屑喝他一碗水。1964年秋天，王昭同志却走进刘维金的土屋，住在他那伸不开腿的、没有窗户的小土炕上，炕边是羊圈，堆满柴草，墙面和屋顶被长年烟熏火燎，黑得像锅底一样。王昭同志在这里睡，在这里吃，和刘维金家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能照出人影来的杂面糊糊，他和刘维金促膝谈心，说到伤心处，泪花在他俩的眼睛打转转。在总寨公社，王昭同志住进村里最穷苦的农民唐永顺家，睡在他家的牲口棚里。唐阿奶听说他是省上来的干部，趁王昭同志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王昭同志回来，感到很不安，他对老人说：“你们一家三代，住得不宽敞，我在哪里住都一样。”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处。
在那些寒冷的夜晚，他的被头结一层冰，两只脚直到天明还暖和不过来。后来有人告诉唐阿奶说，王昭是省长。这世代受苦、年逾古稀的老人始而不信，继而惊愕，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简直难以相信，这个衣服打着补丁的人、同他们一起搬石头、推小车的“干部老汉”竟是一个“大官”。那几年，青海农村生活很困难。王昭同志又总是住在最穷困的贫下中农家里，同住、同吃、同劳动。白天劳动、工作，晚上开会、谈话，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带着燕麦壳的糊糊。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人很快就消瘦下去。一天晚上，有位同志给他端来一小碗煮熟的蚕豆，王昭同志严厉批评这位同志说：“不要这样，群众年年月月过这样的日子，我们才住几天，群众的困难过去了，我们也就好过了。”接着就让人把蚕豆端给房东的小孩吃了。
王昭同志还说：“我们冷，才能想到群众身上衣服少。我们饿，才能想到群众肚子饿。不能亲身体验贫下中农的疾苦，怎能积极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这些话至今仍回荡在许许多多农村干部的耳边，成为鼓舞他们做好工作的力量。当王昭同志要离开时，农民们都含着眼泪恋恋不舍。一位村民说：“你住在我们这贫家寒舍，没吃我们一碗白面片，真过意不去啊！”
王昭同志回答说：“我们下来就是为群众办事的，你们能住，我们也能住;你们能吃，我们也能吃，我们是一家人。”
王昭同志正是用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的一片丹心，赢得了青海各族人民的爱戴。在十年浩劫中，王昭同志无辜被批斗，广大农民实在看不过。在一次批判会上，湟中县平安公社的普通农民刘维良不顾别人反对，勇敢地把王昭同志仍然称作“王青天”。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打和骂，但刘维良始终不改口，不示弱，他说“青海变，是因为王书记吃了我们贫下中农的饭！”
刘维良的话反映了千千万万青海农民的心声。
二、含冤死于“***”中
受到青海人民爱戴的王昭同志，在“***”中竟然遭受到无端的陷害，残酷的折磨，含冤死在狱中。
林彪、“四人帮”抓住王昭同志曾在彭真、罗瑞卿同志领导下工作过这一点，肆意造谣中伤，要置王昭同志于死地。在他们的策划下，很快在全省掀起了揭批、揪斗王昭同志的恶浪。在这里，历史被歪曲了，黑白被混淆了，是非被颠倒了。王昭同志历史清白，光明磊落，却被扣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帽子;王昭同志工作勤恳，成绩卓著，却被说成是“罪行滔天”;王昭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却被诬为“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昭同志为扭转青海的困难局面，发展农牧业生产而提出的一些搞活经济的正确措施，却被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大批“红卫兵”串连到西宁，和当地的造反派结合，到处张贴标语，呼喊口号，说王昭同志是青海最大的走资派。成天不分昼夜，冲击省委，要“火烧”、“炮打”揪斗王昭同志。机关已无法办公，领导班子已无法工作，生产濒于停顿，社会一片混乱。王昭同志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坚守岗位，无所畏惧。凡是“红卫兵”开着大卡车，响着高音喇叭，冲进省委大院，别人竭力躲走时，王昭同志却迎面相对，与“红卫兵”讲道理，回答他们的质询。在关键时刻刚直不阿，在重大问题上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事事处处为别人设想，为下级承担责任，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保护青海得来不易的成果。王昭同志有糖尿病，劳累时常易大吐气，我劝他不要遇事挺身而出，注意身体。他感慨地说：“青海人民从1961年的灾难中刚恢复元气，决不能看着人民又跌到灾难中去。我拼了这条命也要保住经过千辛万苦才恢复起来的这点元气。”
王昭同志是从不轻易流泪的，但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我也禁不住流下泪来，在泪光中我仿佛看到他扑向烈火，在烈火中燃烧，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1967年3月24日，林彪、江青接见青海“红卫兵”代表，点了王昭的名，当场把胳膊上还打着石膏的王昭扣押起来，随后又押回西宁任由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视周总理关于允许文斗不许武斗要保护王昭安全的指示，大会小会残酷斗争，拳打脚踢，撕裂耳朵，扭断伤臂，一次又一次造成了惨无人道的伤害。
1967年7月14日，王昭同志在一封写给周总理但发不出去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受着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惨重的肉体折磨，拳打脚踢，棒子打，打巴掌，针刺算是最轻的……扳手指、扳脚等等，搞十分钟就汗水流光，折磨二、三小时，即奄奄一息了……”
在这样惨绝人寰的迫害下，王昭同志一身正气，坚贞不屈，林彪一伙查不出王昭与西宁流血事件的任何证据，其他一些横加的罪名也不能成立。但是对王昭同志的迫害却步步升级，并于1967年10月宣布“永远开除王昭的党籍，判刑15年。”
王昭被关进监狱，全身浮肿，连连吐血，气息奄奄，他自己的性命难保，但还一直惦念着动乱中人民的命运，“好久不下雨了，不知庄稼长得怎样？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惦念着党的命运，“他们想整垮我们的党啊！”他相信党，相信他终究要获释。他伏在囚室内一尺见方的小凳上给党中央写申辩信，他在信中大声疾呼：“恳切地请求中央亲自审理这一案件，并可将案情在青海群众中公布”。他先后写了七封信，明知被扣压不发，但他仍然日复一日地艰难挥笔揭露、控诉、申辩，总共写了近七十万字。
王昭在部队中练成壮实的身体，热爱体育，不管到什么地方，坚持长跑，被评为运动健将。口粮定为每月45斤，可是在狱中，不管是什么人，一日两餐，每餐一块四两玉米面窝头。王昭吃不饱，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于是再三要求多给他一些蔬菜和豆子。他曾向看守说：“我当过公安部副部长，我知道我们党如何对待战犯。我不是战犯，只希望你们像对战犯一样给我吃饱。”
他这个最低要求也被置之不理。于是王昭在病饿夹击下，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几次吐血昏倒，送到医院抢救，但还未恢复，又被强行送回监狱，于是又一次吐血昏倒。直到最后，王昭自知生命难保，最后一次写信给当时的军管会头头：“病是无情的。如果发生意外，又发生在监狱里，我个人生死小事，给党造成的政治损失事大，这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要求把他送医院，或给囚室调入配号同住，以便病危时有人呼喊求救，并要求把他的病情转报中央。结果，仍然是无人置理。
1970年2月11日夜间，王昭病重，糖尿病，大叶性肺炎并脓肿，不完全心肌梗死，急需送医院抢救。监狱医生去请示当时军管组的一位负责人时，此人正在打扑克，兴头正浓，漫不经心地说：“王昭不住院，今晚就要死吗？”
监狱医生再次说明必须立即住院，此人竟大发脾气，说：“王昭已经不是什么省长、书记，他今天是个犯人，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监狱医生无奈只得给王昭一些普通治疗，到了第二天凌晨，即1970年2月12日，打开囚室时，发现王昭同志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终年53岁。“四人帮”在青海的党羽，严密封锁消息，将王昭同志遗体作为无名尸体秘密火化，不准保留骨灰。是一些好心人把王昭同志骨灰保留起来，他们相信黑暗终将过去，王昭同志必将得到昭雪。
我和王昭同志关在同一座监狱，看守把我俩严格隔离，没有接触的机会。只能透过打开的窗户，用“满江红”的歌声交流彼此的心声。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极大的震惊、悲伤和怒发冲冠的愤慨。我们失去的是一位多么难得的优秀人才啊！
三、英名留在人民心上
王昭同志，1917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里。1932年15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即担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在石家庄、天津一带从事地下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平山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冀晋军区副政委。解放战争中任晋察冀军区四纵队政委，六十四军政委，作为解放军优秀的青年将领，参加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以及解放石家庄、攻占保安、解放太原、进军大西北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功卓著。32岁时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代表光荣出席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王昭同志率六十四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不久即担任志愿军19兵团政治部主任。入朝后他参加了数次战役，功勋卓著，荣获金日成主席颁发的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王昭同志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年36岁，是当时国务院系统最年轻的副部长。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罗瑞卿部长领导下，积极开创新中国公安工作新局面，特别是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建设。在他主持下制订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公安机关每年春节前后开展爱民月活动，形成制度，至今仍在坚持执行。
王昭同志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人民的好儿子。他少年时参加革命，在军政和地方的各个领导岗位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是我党我军难得的文武全才，既有丰富的军队经验，又有扎实的地方工作经验。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对党对人民一片丹心，对坏人坏事疾恶如仇。他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一生中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开拓新局面。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正当他年富力强，胸怀雄心壮志，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更大贡献时，却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迫害致死，怎么能不令人无限悲愤，无限惋惜呢？但是历史是公正的，他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批示：“王昭同志的问题是一个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将骨灰安放北京八宝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中共青海省委作了认真复查，报请中央批准，使王昭同志的十年沉冤得到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恢复了本来面目。1978年1月27日，王昭同志追悼会在西宁隆重举行，青海省党政军负责同志，各市、州、县的代表，省、市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的干部和群众，西宁地区驻军代表，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友好共1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王昭同志亲属、生前好友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地区和机关，也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聂荣臻、胡耀邦、罗瑞卿、王震、耿飚以及各界人士送了花圈。1978年1月30日，胡耀邦等四百余人参加了王昭同志骨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仪式。
王昭同志的沉冤昭雪，使青海人民放了心。王昭同志的骨灰虽然安放在北京，但是他的灵魂永远留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活在青海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