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杜尚——自在自为的生命真义
杜尚身上有种卓尔不群的气质，这种卓尔不群来自他静如止水、洁如明鉴的内心状态。这种状态使他终其一生都在抑制一切人类自身的褊狭而造成的规矩和定义。在满世界焦灼进取的状态中，他独自向我们呈现了一种轻松幽默的自由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
没有一个艺术家可以像杜尚那样活得如此精彩，如此自由。杜尚一出，整个西方艺术史被重新改写;学习杜尚，能使我们的生存意义霍然改容。有如此影响的人在世间不多，有幸和他接近是我们的运气。
杜尚的一生是由热衷绘画，学习先进流派，后来却又放弃绘画，甚至放弃艺术构成的。可是，当杜尚否定艺术，放弃艺术时，他却因此成为20世纪最了不起的艺术家。在这里，他让我们第一次碰到了在艺术史中逻辑无法进入的部分：大相无形。
正是在这里，杜尚把艺术的事变成了人生的事，变成提升精神境界的事。在艺术史中，没有哪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把对生命的思考变成艺术惟一的主题，而且，他为这个主题找到了独特的表述方式——完全放弃艺术的感性美，让它成为服务于思想的工具。
杜尚的思想是如此独立，他拒绝接受一切现成的东西。在喧嚣纷扰、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里，他如入无人之境，在自己思想掘出的隧道里一味锐进，然后，他抵达了把艺术和人生打成一片的境界。在他的前进过程里，我们致力于维护的艺术和生活的界限、美和丑的区别、高和低的价值取向像皮屑一样脱落，他的生命因此像一朵清新可喜的白莲。
伴随他一生的质疑和种种所谓的倒行逆施，并没有把他扭曲成一个怒目暴戾的凶神，他把自己与社会的对立表现得非常轻松，甚至温润，让我们看到力量的真正品质：无言，甚至无意。
他把这样两极融于一体的能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大美、至美的境界，它不在视觉的形式上，而在心灵的和谐上，在一种让生命活出了无滞无碍的圆融里。
你真想让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在他死前告诉你。他多像一位父亲，那种无一处不相宜、时时刻刻可以得到滋养的、让你尊敬的父亲，而不是要通过斗争才可以获得你的自由的那种父亲。
——杜尚的朋友
我每年都要去见杜尚三到四次，我把这称之为电池充电，不然我会信不过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汗颜。
——杜尚的朋友
杜尚一个人发起了一场运动——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运动，其中暗示了一切，每个艺术家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灵感。
——美国画家德库宁
杜尚是法国人，1887年7月28日出生于法国的薄兰韦勒。他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一部分时间在纽约，一部分时间在搞艺术，另一部分时间则在下棋。他的家庭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公证人。这个家庭有着和美的气氛和文化教养。杜尚在这样的家里，被熏陶出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日后，无论杜尚在生活或艺术上做出任何所谓倒行逆施的举动，他的形象始终是一位儒雅俊美的绅士，而不是一位衣衫不整的嬉皮士。
在服兵役之前，杜尚曾在巴黎待过一阵，进朱丽亚艺术学院学习过十来个月。在学校他几乎是一个很糟糕的学生，早上常常去玩弹子球，根本不去画室作画。等他看出来像他这样的人在学院里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时，就离开了。杜尚天生有一种性情，喜欢无功利地循任自己的天性，不肯强迫自己做任何事情。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的这种处世风格便得愈加明显。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解释他在早期的这种行为已经是他反艺术的开始了。他自己说：“人们可以这么去认为，但是对我来说我根本没有什么意识的考虑，我应该这么做或应该那么做，我只是做我认为有趣的事罢了。”
杜尚离开军队到巴黎的时间是1906年，那时候正是各种现代艺术流派开始出现、发展，乃至竞争的年头。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他也吸收了一些现代艺术的创作手法，比如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1909年他第一次参加巴黎每年一次的现代艺术家独立展览，送去了两幅画，居然还卖掉了一幅，使得他也成为潮流中的人。那时杜尚还年轻，新鲜好奇，不免学学这个，试试那个。他把这个时期称为自己学游泳的时期，而且他还学得不坏。从他1906年19岁从军队里退役到1912年画出《下楼的裸女》只有短短的六年，在这个时候，他对艺术的掌握程度无论是赖以生存，还是赖以成名都没有问题。但杜尚把这一切都放弃了，因为他不看重这些，他也不愿意重复自己——这是他保持了一生的重要原则。他的思想引导他走到另一个方面去了：他感兴趣的是精神的探索，他要透过事物的表面价值，趋近更为真实的核心——艺术到底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对这样一种活动投入如此大的关注，赋予如此大的重要性?
杜尚一生都没有介入过任何团体。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对任何流派和组织都失去了兴趣”。1916年在欧洲出现的达达运动十分接近他的行为主张，而且也一直把他视为精神领袖，杜尚也没有介入他们的活动。杜尚这个做法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纯粹的自由，自由对杜尚来说重于一切!但这不是给自己放纵行为护短的借口，而是心灵的完全自由。获得这种自由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反而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这需要一个人能在任何情况下无懈可击地把握自己，不受诱惑，让心超越在一切名声、金钱、地位的吸引力上，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可以做到这种超越。而杜尚做到了。1915年杜尚为了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到美国，那时他28岁。在他到美国之前，他已经是个名人了，美国把他视为欧洲重要的现代艺术家。1915年到1923年这段时间，杜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纽约。杜尚很喜欢美国，对这个从不肯守规矩、活得如行云流水般自如舒展的人来说，美国是一个没有传统重负，让人轻装上路的地方。“在欧洲，”杜尚说，“年轻人总像是老一代的孙子，雨果、莎士比亚，或者其他人，甚至立体主义也喜欢他们是普桑的孙子。欧洲人真要动手做一点事，传统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摧毁的。在美国就不同了，这里谁都不是莎士比亚的孙子，这里的人互不干涉，你爱干啥就干啥。”杜尚最具革命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美国完成的。
杜尚在1923年回到巴黎，在法国一直待到1942年。在这些年中，他不再创作，偶尔应朋友之邀帮助超现实主义者组织画展，替美国的收藏家选购一些当代艺术作品。他基本上只沉湎于下棋，甚至接受了职业的训练，参加职业的比赛，动手写棋书。他给外界的印象是，杜尚完全不搞艺术了。
1942年，当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了欧洲时，杜尚又回到美国，此后，他基本上一直在美国，在1954年入了美国国籍。从1942年到1958年这段时间里，美国艺术界正热中于创造自己的新风格——抽象表现主义，这和杜尚提倡的变非艺术为艺术的路子大相径庭，他们没有去注意杜尚。杜尚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决不抛头露面，他的住处甚至不装电话。闲暇的时候，他和朋友下下棋，并且在画室里秘密地做他的最后一件作品，那件作品他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整整做了20年，直到他临终前才把它公布于众。
杜尚喜欢单身的生活，因为这最能保持他生活的自由。他在67岁的时候与一位离婚的女子结了婚。他解释说，因为他和他的新婚夫人都到了“垂垂老矣”的年龄，不会有能力再有孩子，他才放心地结婚。这次婚姻一直维持到他81岁谢世，很是美满。
1968年10月1日，杜尚夫妇邀请了一些朋友在他们巴黎郊区的一个简单清爽的公寓里共进晚餐。和杜尚所有的日子一样，这是一个轻松、融洽的夜晚，杜尚妙语连珠，朋友们流连忘返。在客人离去不久，杜尚上床之前，他的心脏平静地停止了跳动。他的朋友这么描述说：“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躺在自己的床上，美丽、高贵、安详。只不过比他活着的时候略为苍白一点点。一抹微笑留在他的嘴唇上。”
杜尚的艺术——一面人生的镜子
毕加索的贡献是给艺术提供了新语言，而杜尚的贡献却是给人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境界——无染无着的自由;毕加索的艺术把我们领进的是一个视觉美的天地，而杜尚的艺术把我们领进的却是一个生命美的天地。和毕加索不同的是，杜尚最好的作品似乎不是他的画作或雕塑，而是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情怀、他的风度。在西方画家中，没有哪一个画家像他画得那样少，最后以至于干脆不画;也没有哪一个画家像他那样，凡有作品问世都成为划时代之作。
在杜尚开拓的领域里，人们感受到了自由，艺术进入了更大的范围。人们这才意识到杜尚的了不起。各种名誉向杜尚飞来：杰出公民、荣誉博士、优秀艺术家……他被邀请开个人展览、开讲座，还有无数的采访……杜尚虽不刻意求这些事，但却也不做出姿态刻意躲这些事。他是一个圆融无碍的人，来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从来都不会给人难堪。外界的因素一丝一毫都不能改变他。无名的时候，他散散淡淡，安安静静;所谓享有盛名的时候，他还是如此。他的所作所为，不为建功立业，倒更像一个过客，像一个旅人，只是偶尔路过艺术这块地界，这块地界内现成的规矩对他毫无关系，他只是玩儿似的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了几件作品，做完就走开了。
杜尚避免了一切对生命可能构成束缚的东西，其中包括对我们平常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职业、地位、财富和家庭。他在晚年总结说：“我有幸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生不必拥有太多的东西，妻子、孩子、房子、汽车，这些东西全都让人操心不已，人生沉重不堪。我一生总是轻装，不带任何负担，连计划打算亦是没有，那些也是负担。我只是随心任情地活着，所以我活得实在是很幸福。”杜尚一生没有固定职业，他从没有牺牲过自己以把自己的自由出卖给某一种社会职业，成为一种职业动物——这是最令他不能忍受的人生。
杜尚的内心不仅是平静的，而且是极其自信的，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观点作任何辩护。别人不理会也好，别人吹捧也好，那都是别人的事，他只如其所愿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杜尚的好处是无形的，是难以定义、难以琢磨的。杜尚的超凡入圣并不体现在通常可资记录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中，而是渗透在他平常无事的生活中，他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中，体现在许多最微妙的方面。认识他的人说，他做事得体是难以描摹的，他有一种完全自然的魅力，而他从来也不想擅自利用这种魅力，这种魅力如其自然地存在着。他的遗孀说，杜尚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这是他一贯的行为方式。可是他最为单纯的行为方式在世人眼中确有着不可解释的神秘性。他的单纯有一种奇特的性质，是别人简单意义上的单纯所达不到的。和杜尚交谈过的人都感到，杜尚谈话时没有废话，哪怕是极简单的交谈他都能把话说得非常精练而且富有人情味。
杜尚从来不张扬自己，显示自己或者自己思想的重要性。相反，他常常尽可能地淡化自己的行为和想法。他说：“我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了。无论我做过什么，这得归功于我的笛卡儿似的思想。我拒绝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我怀疑一切……我就不得不去做以前从来没有存在的东西……现在它们成了年轻人出发的起点，他们从这里发展他们的新东西，我当然为此感到高兴，但这对我个人来说已经是毫无关系了。”这个优雅的法国人，从来举重若轻，把他金子般贵重的思想，带着玩笑的神气随便地抛出来。这真是少见：没有一个艺术家不希
望自己的作品不被看重，自己的行为被理解成意义深远——借此，艺术家可以立身扬名，被推崇，被注意。而杜尚却尽量收敛自己，不想让自己的影响膨胀出来。结果却是：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能够像他那样，给历史造成如此广阔而深远的影响。从简单的方面说，我们可以把他这种态度理解成躲避名声。但从更主要的方面看，杜尚为的是要逃避意义——这是杜尚最了不起，最超凡脱俗的性格之一。这个罕见的天才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最可贵的理解就是否定意义，他如何可以自己再去制造意义，让人受缚。他用无来代替有——这对西方人来说绝无仅有的角度。杜尚这个纯粹的西方人，凭了自己的悟性，独自走出了西方人看待世界的价值樊笼，简直是个奇迹。
在杜尚身上有一种终生的卓尔不群的气质，这种卓尔不群来自他静如止水、洁如明鉴的内心状态。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定与慧，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偏离这个轨道。这种状态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独具慧眼抵制巴黎艺术界那种貌似的接触和优秀;使他终其一生都在抵制一切人类自身的褊狭而造成的规矩和定义。他从不执著于任何事情，他与任何事情都保持着一点微妙的距离。这样的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变生活为艺术。
杜尚对西方艺术家来说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宝山，仰之弥高，他的创作笔记是这个世纪最难懂的“天书”，照样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作为一个艺术家，杜尚并没有创造新的美的艺术风格，但他却能轻轻巧巧地把美结识在最平常最微妙的地方：在他呼吸的清氛中，在他机智的表情中，在他优雅的动作中，在活着——这样一个人人都拥有的事实中。杜尚等于是用他自己的生活、生命本身提醒了我们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艺术被限制在一幅画或一个雕塑中是一种狭隘。他把艺术放大为做人，放大为人生。从他开始，艺术不再只是让我们能够画出一张美丽的画的技巧了，艺术可以成为让我们活得潇洒，活得不苟从，活得充满创意的生存状态。只有懂得了杜尚，我们才会认识什么是自在自为的生命的真意义。从杜尚给我们打开的门出去，我们得到的不是视觉美而是生存的奥秘。他就是一座山，顺着他上去，可以使我们拔地而起，离开自我中心的樊笼、自以为是的虚妄，看见宇宙的和谐、永恒和自在无为。他是一条路，顺着他走过去，可以使我们明心见性，尝到真人生的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