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回乡下祭祖，行进路上听见一个小朋友问他妈妈：“妈，扫墓有什么用？”“没什么用。”“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让你去你就跟着，别问那么多废话！”母亲不耐烦地呵斥。这对话听得我心惊：一个只有三五岁的孩童，却已经学会把“是否有用”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了。

纵观周围，秉持这种行为的人并非只有那双母子，而是大多数国人。首先，这与传统文化追求的实用品格有关。传统文化追求实用，对纯粹的精神事业并不提倡。在此影响下，难免会出现“扫墓有什么用”的念头。其次，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当下，人们竭尽所能为自己谋求利益，凡事都用功利的眼光看待，“这件事对我是否有利”成为最常浮现人们心头的问题。祭祖一不会升官而不会发财，也难怪母亲会回答“没什么用”了。在这两个大环境的影响下，许多人都忘记了，精神生活不是能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的。

清明祭祖，是一个缅怀先人的契机，而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一种“信仰”。我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我们相信的只有“祖宗”。当我们点上香火蜡烛时，当我们虔诚跪拜时，我们相信祖宗能听见我们内心的祈祷；当我们碰到人生重大转折时，口中常念叨着“祖宗保佑”，我们相信会得到祖宗的庇佑。人总该相信些什么，而这种“信仰”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力量和它自身的精神价值，不是简单粗暴的“有用”与“没用”能衡量的，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文化的价值也正是在于文化给人带来的精神力量。曾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传统文化陈腐无用、封建落后，于是以“破四旧”为由将它们弃若敝履、毁灭殆尽。几十年后，我们才幡然醒悟：对待传统文化只要有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态度，传统文化一样适用于当下。传统儒学中的“君舟民水”思想、法家“依法治国”主张、道家“道法自然”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就阅读而言，为追求语文高分，大多数同龄人更愿意将经典作品“肢解”为一篇篇阅读题，而不是阅读原著。他们的理由是“读原著对考试又没什么用”。三毛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很多时候，自己会以为很多看过的书都成为过眼云烟，其实它们仍是存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无涯的胸襟中，也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一本好书，带给读者的不是直接的经济收益，而是精神上的享受与力量。通过阅读，通过其中的感情共鸣，我们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收获作品传达的精神鼓舞，增长见识开拓胸怀。阅读能改变我们的气质，书籍是我们的精神食粮，这些都不是“对考试没用”能够否定的。

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仅仅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周围的一切，必然带来精神生活的贫瘠。电视上，各种娱乐节目层出不穷；书店里，畅销书架上摆的都是所谓“成功学”与肤浅的言情或玄幻小说……“娱乐至死”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之恶劣可见一斑。就文化产业而言，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的应该是电影产业。好莱坞大片之所以能够走向全球，不仅因为它们精湛成熟的制作手段与俊美的演员，更因为这些电影中蕴含的精神价值。《肖申克的救赎》体现理想与坚持的价值；《七宗罪》剖析人性的黑暗面；《泰坦尼克号》歌颂纯洁的爱情；《后天》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相比之下，中国电影多的是快餐式的喜剧片和商业片。与《1942》同期上映的是喜剧片《泰囧》，后者票房过10亿，前者仅仅8000万。票房并不完全体现电影质量，但这两个悬殊的数字证明了大多数消费者的选择标准是“这部片子能不能让我快乐”而不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否深刻”。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不改变功利的消费观念，消费者的选择就不会改变，电影乃至文化产业也没有进步。

一个民族形成的条件有四个：居住在共同地域、构成统一的经济体、使用共同的语言、具有心理认同感，而维系一个民族的纽带便是心理认同感。心理认同感来源于文化。如果仅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五千年悠久文化，把那许许多多“无用”的精髓摒弃掉，不久之后文化的失落就会成为必然，文明的传承也会变成空话。彼时，哪里还有繁荣昌盛的中华民族？又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